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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朝皇帝李世民则对批评自己简直就是隋炀帝、桀、纣那样的昏乱之君的张元素进行了褒奖 [7]。

而日本政府屈从于陆军大臣的要求，在议会结束后，责令警察调查美浓部达吉，并以违反出版法为由对美浓部的三本著作禁止发行。这一构想是相对主义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认可众愚政治的倾向，但凯尔森认为这是民主主义必须承担的风险。

当代德国法学者齐佩利乌斯在讨论国家作为法人时，对萨维尼的法人拟制说和吉尔克的有机体说逐一进行了归谬。我所说的国家是一个团体，打一个比方，国家是一个人，君主就是他的大脑，百官有司恰如其手足耳目，而人民就是其细胞。[29]在耶利内克的思考中，超国家的法秩序以及绝对主义、家产国家论的不可接受性几乎是不需要论证的，看起来像是纯粹的逻辑推演，但其中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5）议会是国民代表的机关，而非天皇的机关，其权限并非天皇所授予。[21]拉班德主张君主制的思考进路是：议会政治是一种优越的统治形态，但它只有在英国那种具备了一定条件（特别是成熟的政党政治）的情况下才是有用的，不能无条件地导入。

[45]此间差异从美浓部对天皇制的赞美来看，不难得到理解：日本的政体有史以来就是君主政体，这是古往今来万世不变之处。例如，国家赔偿法虽然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但从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的规定来看，国家赔偿责任的权利主体显然是国家本身。这是社会心理上的当然观念。

……国家是固有统治权的地域团体。[51]从上述材料来看，美浓部达吉与上杉慎吉的论争可能并非一场纯粹的学术争鸣，而且从结果上看，上杉的攻击也丝毫没有撼动天皇机关说的通说地位。[11]与其说国家的法人性是为建构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毋宁说是为建构国家对国民的权力关系。但他同时认识到全体一致难以实现，且其中包藏着滑向独裁的风险，故而提出了以多数决加宽容为内核的议会民主主义构想。

在代表制宪法的国家中，国民作为统一国家的要素，同时也是积极的国家分肢、合议制的国家机关。任何国家都需要最高机关。

奥托·迈耶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官厅的宣言，它对人民规定，对于他而言什么才是法律，行政行为的篮本是法院的判决。[91]奥托·迈耶认为国家是一个企业：君主为了统治各个邦国而以人或物的各种手段的计划性秩序来处理事务。其大致流脉如下：拉班德的公务说（选举是实定宪法的反射）→耶利内克的二元说（选举是任命国家机关的活动，但选举权是以能动地位为基础的主观权利）→美浓部达吉的二元说 （既是参政权又是参政义务）→宫泽俊义→芦部信喜。（3）天皇是统治权主体是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的，是建国之体制、国民之确信。

而日本政府屈从于陆军大臣的要求，在议会结束后，责令警察调查美浓部达吉，并以违反出版法为由对美浓部的三本著作禁止发行。但那样的时代只能属于绝对主义或者家产国家论。他甚至暗含揶揄地指出： 法人理论中的谬误，大部分起因于法学者尽管可以很容易地从奴隶的历史认识到人格和人完全是两个概念，却简单地将人格视同为人。……在近代国家，国家受其自身制定的法的拘束，这种确信正在逐步得到强化。

[40]（4）近代的国民代表在整体上，国民代表的成员作为其部分，有着直接的二次机关的性质。在这个节骨眼上，耶利内克获得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邀请，成为其国家法学教授。

当国家的实在统一体被描绘为一种‘集体利益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就更加清楚了。[49]学说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美浓部达吉。

第二年，美浓部被一名右翼分子枪袭，身负重伤。此点甚至与国家法人实在说是否有意识形态目的或者是否发生意识形态效果无关。第二，将等级会议与君主同列为国家机关，据此为君主行使主权实际上受到限制提供说明。如何处理这种容纳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发展与法治的关系，如何确定国家与个人的权利领域，不论是国家法人说还是其批判者都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在格贝尔所建构的国家法学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中心地位。例如：（1）只要不违反公序，国家就不能干涉市民的私生活。

这是其国家法人说基因的必然显现。……果真如此操作，‘国家法人说所带有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将会归于消失。

这一规定表述的是‘民有、民治、民享，应该认为，日本国宪法将国民作为统治权的权利主体，同时是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将作为权限的统治权授予了国会、内阁等机关。这种统治的要素和伙伴的要素在国家团体中结合为必然的统一体。

[90]但战前德国和日本，公务员与国家的关系长期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统治。更准确地说，不论范围宽窄，他们是有义务行使宪法上的国家职能的部分国民。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准备了人或物的各种手段，用这些手段与人民发生各种关系，通过这些活动对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加以助长或者利用。在耶利内克看来，国家通过自我拘束而成为一个法律存在即权利主体，并非拟制，而是一种真实的国家意思。（2）机关的权限属于国家，而非机关担任者的权利——— 特定人物作为其固有的权利而拥有国家权限，意味着国家的分裂或者主张一种超国家的法秩序……君主本身在今天的国家秩序中只是国家的最高机关。行政行为不同于私法中的法律行为，其法律效力并非全部源自法律。

不过，耶利内克强调个人（机关担任者）权利与机关地位的分离，即个人具有独立于国家的人格，这种人格并不因为其担任机关而丧失。拉班德认为，在德国，政党间的对立主要是基于身份间的敌对。

3．人权体系日本学者中，从宫泽俊义到芦部信喜，再到主张彻底清算国家法人说的佐藤幸治，虽然对耶利内克的公权论多有批判，但其体系都无法脱离耶利内克公权论的窠臼：人权分为三大类即自由权、参政权和社会权。耶利内克自己也说，个人权利与机关地位的分离是从国家人格概念必然流出的归结。

世界上采用君主政体的国家所在多有，但如日本这般有牢固基础的绝无仅有。绝对主义国家是对中世纪的克服，使国家秩序的重建成为可能。

5．行政行为理论奥托·迈耶明确表示反对国家法人说。而这一倾向正好与当时德国已经出现的行政国家现象相符。根本而言，公法的哥白尼式转向是否意味着公共领域可以完全还原为个人利益，或者说公益不过是私益的集合呢？国家是个人实现幸福的手段，是历史的产物或曰人造物，是否意味着国家完全是虚幻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国家的虚构化与绝对国家主义不过是对立的两极，物极必反，国家的虚构化观念本身也应当成为反省的对象。另一个是正当性契机，即将国家的权力行使加以正当化的终极权威置于国民。

施托莱斯评价说：在格贝尔的国家建构中，国民是‘子民，要求他们付出‘普遍的人格牺牲，甚至认为他们‘屈从于权力关系之下是‘一桩善举。它是国家人格意思的固有内容。

具体而言，国家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成立的，以自己的意思而非授自他者地对其土地和人民享有统治权的人类团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耶利内克对当时普鲁士特别是威廉二世的反立宪主义倾向进行了积极的批判，甚至还发表过抗议性的时政评论。

德国学者奥托·迈耶把行政组织问题从行政法学中排除出去，日本学者盐野宏将行政组织法研究定位为行政手段论，都或多或少是这种思考方式的反映。直接机关是直接从宪法获得权利义务的机关，直接向国家本身负责。